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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之所以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会怵惕恻隐，乃是对此情境有所领悟，即领悟到井之于孺子的危险性，这种领悟以前反思的，非理性的方式显现出来就是怵惕恻隐，但事实上，我们既有的关于井孺子及其二者关系的观念已经先行到场并发挥作用了，于是我们才会怵惕恻隐。

22张其成:《象数易学》,中国书店,2003年,第109-110页。汉代之际的易学家们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了一套具有完整逻辑体系的自然哲学形态，将卦象符号、卦爻辞与宇宙流行、人伦日用的联系规律化、系统化，使得易象体系进一步完善。

13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609页。与郑玄同时期的荀爽，其学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义。如果说是无形，那么必然无象，正如《老子》所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在丰富了易象逻辑体系的同时，也使得这套象数体系丧失了其生机和活力。经由历史的发展，这套象数体系形成了一种以象的流动与转化为基础的一种动态体系，展现了《周易》所特有的阴阳变易之道。

王弼对无的这种理解，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那就是作为终极根源的那个道，如何去描述和表述的问题。二是对象数义理之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点明了阐发义理的重要性。荀子沿着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忧乐对举的思想，认为二者之喜与忧大有不同。

操心虑患越是深危，越能通达事理，自然获得进阶式成长。孔子此处之忧是一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之忧，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忧患意识。他将个体定性为群体之中的个体而不是纯粹的孤岛，以此凝聚众人力量，成就美好前途。由于过分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小人做起事来往往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

过于倚重内在心性，虽会带来个体精神之充实，然而一旦遇到现实困境，若信之不坚、行之不笃，则会导致极大的虚空感与幻灭感。如果将作为整体化的中国文化比作大海，作为个体的思想家则是汇于海的川与流。

个体通过反省自身、自我加压，可于逆境中奋起，置之死地而后生，于忧患中求生存。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互相发明。求为可知也一句，体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谈忧如此，讲乐亦如是。

圣人以民之忧为忧，以民之乐为乐，实现了与民同忧乐的王道境界。忧乐观念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元意识，早已经刻画到华夏基因之中，流淌在民族血液之中，见证着中华民族从蛮荒走到文明，从古代进入现代的历史变迁，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持久不竭的澎湃动力来源。当然，荀子忧乐观过分强调群体大众利益而缺乏个体关怀，可能会造成个体关怀缺失、忽视个体价值的弊病。忧乐观的表达在后世范仲淹那里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论语·宪问》）孔子此处患的主体是追求进步的君子，知的主体与所知对象都是人。易言之，荀子对外王的重视构成个体致思的基本取向。

郭齐勇先生曾以《忧患意识与乐感文化》为题在北京大学与国家图书馆共同举办的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中全面梳理了何谓忧患意识、何谓乐感文化、孔孟的忧乐观及其生命承担、传统士人忧乐观之背景的检讨、儒家忧乐观的现代意义五大问题。关于如何看待忧与乐这一对相反概念，孔子以中庸之道的方式实现了二者间的平衡，即忧与乐的均衡，借用庞朴先生所言，即忧乐圆融。

孟子忧乐观所描摹的是从情出发的忧，如何一步步地由内在而外显、由人心走向政治，乃至与王道密切相连。忧患培育英才，困境砥砺意志。若以忧乐圆融概括孟子与荀子的忧乐观，则有龃龉难通之惑。三、荀子：珍视群体众生之忧乐与孟子侧重诠释忧患意识的正面价值不同，荀子对忧与乐提出了迥异而独到的见解。因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值得重视的是，孟子对血缘亲情之爱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越了对天下国家的责任。

通过礼义之统的治理，去除偏险悖乱，实现正理平治，才是离忧趋乐之道。不可否认，孟子从身心推到天地万物、尽心知性知天式的理路中，夹杂着一种神秘不可思议的宗教式意味。

《周易·系辞》中有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说法。个体自我只有融入他者共同构成群体社会，才有更加深长的意义。

荀子之忧不再是孟子意义上的忧患意识，不再对人有逆向启示与超拔作用，而是还原其本来的负面意义。所忧者若为物质之贫，则不足忧

二位先生学养深厚且慧眼如炬，故能高屋建瓴地从忧与乐两大方面透彻地点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历史上某位或某几位思想家的理论能够包办现实所有问题。所忧者若为物质之贫，则不足忧。谈忧如此，讲乐亦如是。

圣人以民之忧为忧，以民之乐为乐，实现了与民同忧乐的王道境界。复圣与圣人同心，共其忧乐，垂为世范。

小人喜则显示出轻浮得意之态，忧则表现出挫败颓唐之感。贤者虽亦以台池鸟兽为乐，但其能与民同乐，所以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成就王道盛世。

值得重视的是，孟子对血缘亲情之爱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越了对天下国家的责任。这是我们在汲取传统文化思想时，始终坚持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意义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礼乐合用达9次。孔子赞许颜回：贤哉，回也。代代先贤思想与行为的不断接力，开辟了一条个人走向群体的路径，成就了大批民族中坚、社会脊梁。这与荀子思想不重视内在超越而强调外在实践的思路密切相关。

求为可知也一句，体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反之，国家昏乱，忧患丛生。

孟子谈乐，反对流连之乐、荒亡之行，而多讲尊德乐道，乐尧舜之道，乐善不倦，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与孟子强调君子的终身之忧，注重君子隐忍负重品格的历练不同，荀子认为君子当有终身之乐。

这一表面矛盾的说法，实则是因情境、语境不同所致，不可以形式逻辑的观点去苛求之。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